时间：2022-11-30 17:20:02 | 浏览：755
塔桥为雾都点缀了那一抹清新的蓝色，却又与伦敦的忧郁毫不违和；卢浮宫是塞纳河北岸的骄傲，收藏无数艺术瑰宝的古典主义建筑与巴黎的浪漫相得益彰；帝国大厦撑起了曼哈顿宏伟的天际线，搭配纽约的喧嚣也是恰如其分……那些最著名、最伟大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招牌建筑，仿佛是专属于它们的“纪念碑”，彰显城市独特个性的同时，也诠释着城市的文化气质。这似乎已经是不成文的“规矩”，若没有一处地标，就无法跻身名城的行列。然而，却也有例外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就是这个例外。读完《北海之心：阿姆斯特丹的光荣与哀伤》这本城市传记，就会明白，它为什么是一座不需要“纪念碑”的城市。
阿姆斯特丹偏居欧陆西北，这片出名的低地，在古时遍布泥淖，既不适宜耕种，也无法开展商业活动，所以，直到12世纪末，这里才有了第一批定居者，他们挖掘沟渠，排干沼泽，一点点地建立起零散的农场。因为自然条件实在太过恶劣，无法贡献粮税，更没有军事价值，封建领主都提不起兴趣，建造大坝和兴修水利都要依靠当地居民自己的力量，久而久之，这里形成了与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的模式。“堤坝管理者”和“土地所有者”组织起一个个小团体，与他们共同的敌人——海水——对抗，成员对集体事务都有一定的发言权，逐渐演变成一种原始的分权和民主的合作模式，这也是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基因之一。也正是因为这个传统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，无论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，还是奥兰治家族的执政，都无法将绝对权力强加于这座城市的居民身上。
但大海无法被征服，大坝和水渠只能缓解低地的内涝，却无法根除，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过程中，阿姆斯特丹人不仅认识到对抗的价值，也掌握了妥协的艺术。当无法改变时，学会适应显得更加重要。有时是适应海水的侵袭，有时是面对别国的统治。16世纪的西班牙，19世纪的拿破仑，都曾尝试在这里建立统治。妥协的艺术赋予阿姆斯特丹人包容和灵活的个性，让他们能够更快地接受新鲜事物，而正是这一点，帮助阿姆斯特丹乃至荷兰在17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
无论对抗，还是妥协，表现的都是阿姆斯特丹人“适者生存”的人生哲学。矫揉造作在这里没有生存空间，自然环境的残酷并没有给“纪念碑”式建筑留下多少余地，包容和灵活的个性也比死板的地理标志更有价值。
17世纪也被称为荷兰的黄金世纪，这个弹丸小国在八十年战争中击败西班牙，抓住了历史的机遇，同步完成了独立与富强。彼时的荷兰之强盛，“此后只有全盛的英国和美国能与之相比”，美国经济历史学家伊曼纽尔·沃勒斯坦曾如此说。如果说17世纪的荷兰是西欧最富强的国家之一，那么阿姆斯特丹则是这个国家最富强的城市，称得上低地最夺目的明珠。这里商贾云集，无数航向波罗的海、非洲、香料群岛的商船从这里拔锚扬帆。
而埋藏在阿姆斯特丹人基因中的自由与逐利的天性，正是他们取得如此成就的催化剂。正如本书中对阿姆斯特丹起源的追溯中提到的，这座城市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封建领主，对抗洪水的过程，让居民意识到集体决策的价值，让他们始终愿意将城市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而从13世纪起，阿姆斯特丹就开始展露自己在商业领域的“天赋”，汉萨同盟的贸易红利，中世纪发达的行会制度，共同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，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逐渐成为市民的主体，为阿姆斯特丹人添上了另一份烙印——逐利。客居阿姆斯特丹的笛卡尔曾如此评价这座城市：“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与贸易息息相关……”在这里，手握权力的不是贵族，也不是教士，而是凭借努力一步步从社会底层打拼上来的商人。
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唐纳德·奥尔森曾经写道：“纪念碑……可以提醒参观者所处的时代，令其感受政权的力量……它是对财富、权力和真相进行宣扬的载体。”但对自由的向往让阿姆斯特丹人对权威天生没有好感，自然也对“纪念碑”嗤之以鼻。商人的逐利天性也告诉阿姆斯特丹人，花大价钱修建地标建筑，算不上是一笔有价值的投资。
“纪念碑”式的标志性建筑是城市性格的具象表达，一架大桥、一座宫殿、一幢大厦，反映了一座城市的脾性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处世哲学。然而，阿姆斯特丹性格中的对抗与妥协、自由与逐利仿佛没有一座建筑可以完美概括，但又仿佛蕴藏在一条条运河、一条条窄巷、一幢幢“歪楼”之中。也恰恰是这些强烈的性格特点，让“这座城市几乎成了一个反纪念性建筑的先锋”，它不需要、甚至不屑于用具象的建筑表达自我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阿姆斯特丹不需要一座“纪念碑”，因为它的精神早已融入到城市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位居民的身上。书中的一句话最能体现这一点：“阿姆斯特丹所谓的地标性建筑只存在这座城市居民的意识中，并不显露在大街上。”这里没有“纪念碑”，却处处都是“纪念碑”。
（原标题：一座不需要“纪念碑”的城市）
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崔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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